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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历史分期研究描述

作者:2020-08-26 23:56阅读:文章来源:
     历史学作为人文科学领域中的一门庞大学科,其内容包罗万象,而历史分期作为该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研究和梳理相关问题、建立科学的学科体系的重要方法。中共历史学作为历史学的门类之一自然也就需要关注历史分期问题。中国共产党成立90余年以来,对于中共历史分期问题的研究已日趋成熟,分期的标准和原则以及具体时段的划分等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已取得一定成就。
  一、历史分期与中共历史分期
  (一)历史分期的概念及中、西历史分期思想
  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如何梳理历史发展的脉络,是史学家治史前必须要明确的问题。自西方近代历史哲学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分期以来,用分期的方法研究历史便被史学家们广泛接受。所谓历史分期,“就是从历史过程的不同时期或阶段之间质的差别中,发现历史发展的特点,揭示历史变化的规律”。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有关历史分期的思想都经历了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中国古代对于历史的记载大多遵循的是自然的年代分期法。上古时代记录人们言行的工作并没有历史分期意识。直至编年体史书的代表作《春秋》的出现才初具历史分期的雏形,但还不具有现代意义上历史分期的特征。战国时期法家的代表韩非子在自己的著作《韩非子·五蠹》中,提出“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的观点,即依据被认定的“世”这个社会的特质进行分期,但这种分期方法依然没有确切的时间断限。直至近代,受西方近代史学历史分期法的影响,梁启超在《中国史绪论》中把中国的历史划分为“上世史”、“中世史”和“近世史”三期;傅斯年在《中国历史分期之研究》中同梁启超一样,也将中国历史分为了“上世”、“中世”和“近世”三期;随着马克思主义开始广泛传入中国,史学家们开始形成自己的历史分期理论和观点,可以说,近代以来的历史分期较之前有了确切的时间断限,分期标准和原则也更加理论化和系统化,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分期宣告形成。西方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大多是以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来记载历史的,对于历史分期并不知晓。直至中世纪的基督教史学才开始具有历史分期意识,但这种意识却具有相当浓厚的神学色彩。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分期,是由近代历史哲学形成的,但当时的历史分期标准大多是带有主观主义色彩的“理性”和“绝对精神”等,例如,康德就把历史分为了“野蛮时期”、“民族时期”和“理性的‘公民普遍立法社会’的至善时期”;黑格尔则以“历史精神”为标准,把人类历史分为“东方世界”、“希腊世界”、“罗马世界”和“日耳曼世界”四个时期;克罗齐以“分析的历史哲学”的角度提出,“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对于历史分期,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指出:“我们近代欧洲人把历史分成‘古代、中世纪、近代’,就是说的典型的西方史学历史时间分期法”。上述这些历史分期理论都是以唯心史观为指导,其分期标准也带有强烈的主观主义色彩,与之相反的是,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和“三大社会形态理论”则是从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出发坚持了经济的标准,辩证地体现了历史过程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的关系。
  (二)中共历史分期理论概述
  由于中共历史的专业和学科性质的特殊性,对于其分期问题的研究一直是一个在不断探索中认识并逐步深化的问题。所谓中共历史分期问题,就是指“依据什么样的理论、原则与方法,依据什么样的概念、逻辑与话语,或曰依据什么样的规律与特征,依据什么样的分界、分段标准,来对已经存续了90年而且仍处于‘正在进行时态’的中共党史,进行大的历史时期和小的发展阶段之划分,以厘清中共党史的基本路向和发展脉络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在抗日战争时期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指导意见。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初期对中共历史进行了初步的阶段划分,他在1939年10月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将中国共产党近20年的历史划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分别是第一次大革命的阶段、土地革命战争的阶段与抗日战争的阶段。此后,或是党的主要领导人,或是党史研究领域的学者都开始注意党的历史分期问题。改革开放后,出于对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党史界掀起了有关党史分期的研究高潮。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全面总结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历史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决议》把社会主义时期党的历史分为四个阶段,同时又对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历史进行了简要回顾,并把这段时期党的历史也分为四个阶段(若加上未单独点明的“党的成立时期”,实际上应划分为五个阶段)。《决议》对中共历史的分期此后成为党史研究的基本依据和主要参照。随着党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又出现了如“过渡时期”的细化等问题,这些问题在学术界引起了热烈讨论,像胡乔木、胡绳、龚育之、蒋锡琨、石仲泉等对这些问题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张静如、唐曼珍主编的《中共党史学史》,则从史学史的角度关注了中共历史分期问题。作者认为:“科学地划分时期,是对党史学发展规律认识的重要环节;在考虑分期时,既要注意到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发展阶段对党史学发展的影响,又不要忽视党史学自身发展的相对独立性;既要注意到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对党史学发展的影响,又要注意到党史研究中的承袭性;要承认划分党史学发展时期的相对性。”可以说,随着党史研究的逐步深入,对其分期问题的研究也越来越系统化。
  二、中共历史分期的标准和原则
  (一)中共历史分期的标准
  对中国共产党90余年的发展历史进行具体划分,首先就要确定划分标准,也就是说依据什么来对这90余年的历史进行划分。早在1942年,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中就明确提出了中共历史不同阶段划分的标准,那就是革命的任务、联合的群众与革命所打击的目标。此后,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不断加深,随之出现了社会实践的变化、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或党重要会议的举行、党的主要领导人对历史阶段性变化的判定以及党内领导人的代际更替等划分标准。具体来说:
  第一,社会实践的变化。毛泽东曾指出:“被根本矛盾所规定或影响的许多大小矛盾中,有些是激化了,有些是暂时地或局部地解决了,或者缓和了,又有些是发生了,因此,过程就显出阶段性来。”而人们所从事的社会实践恰恰是矛盾的表现形态,人们不断地认识矛盾和解决矛盾,从而促使社会实践不断发生变化(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党的历史也正是如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进而又取得了国家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这本身就是一个不断认识和解决矛盾的实践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是否要对中共历史进行阶段性划分,关键是要看党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实践活动是否发生了变化,也就是党从事的主要任务是否发生了变化。孙大力认为,与党的路线相比,社会实践是确定中共历史分期的根本依据。
  第二,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或党重要会议的举行。在中国共产党90余年的发展历史中,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和党的重要会议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把它们作为中共历史分期标准,可以直观地体现中共历史不同时期的特点,更加鲜明地体现党在不同时期所完成的不同任务。例如,1927年7月大革命的失败,1937年7月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1945年8月抗日战争的胜利结束,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1956年12月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1976年10月“十年文革”的结束以及1992年春天邓小平的南方谈话等都可以划入“重大历史事件”一类;而1935年1月遵义会议的召开,1956年9月中共八大的召开,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的召开,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的召开以及2014年10月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召开等都可以划入“党的重要会议”一类。
  第三,党的主要领导人对历史阶段性变化的判定。在中国共产党90余年的发展历史中,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年代,党的主要领导人都是历史主体的核心,他们对历史的发展具有导向作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要完成什么样的任务,实现什么样的目标,或者说在这期间每一项重大决策的出台以及决策本身的目的,他们是最清楚的,而且他们对于历史发展所呈现出的阶段性特点也最有发言权,因此,坚持“党的主要领导人对历史阶段性变化的判定”对于划分中国共产党90余年的发展历史是不容忽视的。第四,党内领导人的代际更替。国外多数学者在进行中共历史研究时往往根据领导人的代际更替来划分中共历史的不同发展时期,这突显了国外学者对于中共历史人物研究的重视,像美国学者傅高义所著的《邓小平时代》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相比之下,由于文化上的差异,很少有中国学者将“党内领导人的代际更替”作为中共历史不同发展时期的划分标准。而国外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也主要是集中于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内领导人的代际更替上,对于新中国成立之前的研究并不多见。上述四项标准是划分中共历史进程不同时期的依据,但仔细推敲会发现,四项分期标准并不都是并列关系。笔者认为,在对中共历史进行具体划分时,“社会实践的变化”这一分期标准是根本的,但不是唯一的,像“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或党重要会议的举行”和“党的主要领导人对历史阶段性变化的判定”这两项分期标准也是必要的,而且前者又往往作为分期的标志,成为区分不同时期的“界碑”。作为国外多数学者尤其钟爱的以“党内领导人的代际更替”作为中共历史分期的标准,其仍然是以重大历史事件或党的重要会议为起止。
  (二)中共历史分期的原则
  确定了分期标准,即可对中共历史进行具体划分,但要划分得科学准确,还必须遵循一定原则。分期原则主要是为我们具体操作时提供一种指导,使我们对中共历史的具体分期不偏离时代发展的轨道。总的来说,学界在研__究中共历史分期时所遵循的主要有“宜粗不宜细”的原则、不能偏离主线的原则与体现研究需要的原则。具体来说:
  第一,“宜粗不宜细”的原则。该原则一般被认为是邓小平在主持历史决议起草工作时提出的。在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时,邓小平指出:“对历史问题还是要粗一点,概括一点,不要搞得太细”。这反映了历史研究中党性与科学性的统一。在中共历史分期研究中遵循这一原则,是指不能因为纠结细小的问题而忽视了中共历史的整体性,从而随意截断历史。把握“宜粗不宜细”的原则,符合对历史进行认识的特点和规律,是中共历史分期研究中应遵循的根本原则。
  第二,与主线相契合的原则。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是包含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与党建等多条线索同时展开、内涵较为宽泛的历史。虽然包含多条线索,但在不同时期,由于党的奋斗目标和所要完成的历史任务不同,因此发展的主线就会不同。例如,在民主革命时期,党要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所以政治线索就是这一时期的发展主线;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党既要实现思想解放,国家富强与人民共同富裕,社会和谐发展,还要加强自身建设,虽说有多条主线,但却有主从之分。新时期的主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行改革开放,从而实现国家富强与人民共同富裕,因此经济线索就是核心主线。在中共历史分期研究中,只有准确把握各时期的发展主线,才能真正把握党史的阶段性逻辑进程,进而科学准确地划分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进程。
  第三,体现研究需要的原则。对中共历史进程进行划分,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进行研究,划分得合适与否,直接关系到能否进行科学的研究。因此,划分中共历史进程还要与研究需要紧密结合。总的来说,便于人们以同一的逻辑认识历史,体现正确的政治导向,各阶段的切点要有明显的起止性特征,划分出的阶段要有相对独立性是划分中共历史进程时应体现的研究需要。
  三、中共历史分期理论的实践分析
  依据一定的标准和原则,就可以对中国共产党90余年的发展历史进行阶段划分。由于中共历史的特殊性,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和党的重要会议往往成为其发展的转折和标志,但是在这些标志背后,社会实践往往起着决定作用。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党史研究的逐步深入,国内学界逐渐形成了三个“30年”框架下中共历史分期的大历史观。所谓三个“30年”是指以新中国的建立与改革开放为界限将中共90余年的发展历史分为三个时期,每个时期是30年左右。由于相距了一段时间,再加之中共领导集体和学界的主流意见以及两个“历史决议”和相关政治文件的规范,前两个“30年”已经有了较为清晰的阶段划分,是共识大于分歧;而第三个“30年”,由于距离太近,历史的沉淀还不充分,其规律性和阶段性特征尚未凸显,因此,对于这一时期的阶段划分迄今为止并未形成主流意见,还存有较大争议。除主流意见之外,一些学者还形成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尤其是对建国以来中共历史分期问题的研究,也不失为一种考察角度。
  (一)民主革命时期的“30年”(1921年—1949年)
  毛泽东1939年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将近20年的中共历史划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1942年,毛泽东又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提出了三个阶段说,他说:“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我们党的历史,我觉得可以分为这样三个阶段:大革命时期是第一个阶段;内战时期是第二个阶段;抗日时期是第三个阶段”,而这三个阶段的上、下限分别是:1925年—1927年、1927年—1937年、1937年之后,其中,把1921年—1924年作为第一个阶段的准备阶段合并进第一阶段,这一划分法成为其后各种政治文件和研究著作进行分期的权威依据。1951年,胡乔木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中将中共成立以来的30年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党的成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1年—1927年),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7年—1936年),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1945年),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经济恢复时期(1945年—)。1981年的《决议》也将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历史分为四个阶段(若加上未单独点明的“党的成立时期”,实际上应划分为五个阶段),具体的时间断限与之前大体相同,下限至1949年结束。2002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是关于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历史的权威著作,其将这一时期的中共历史共列为五编,除明确将党的成立单独列为一编之外,其余的划分大体相同。关于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共历史,还有学者以1935年党的遵义会议为分界点将其划分为党的幼年时期(1921年—1935年)和党的成熟时期(1935年—1949年)两大历史发展阶段,虽然不是主流意见,但也不失为一种考察角度。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30年”
  (1949年—1978年)同民主革命时期“30年”的分期一样,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30年”由于相距了一段时间,国内学界的研究较为深入和透彻,再加之相关指导意见比较明晰,所以对于这一时期的中共历史分期并没有太大、太多的原则性争论,基本都遵循1981年《决议》的四阶段分期法,也就是将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共历史划分为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1949年—1956年)、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1956年—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1966年—1976年)、历史的伟大转折(1976年以后)四个阶段。但需要指明的是,虽然没有太大、太多的原则性争论,但是不同于四阶段分期法的认识和见解还是存在的,而且有时候这种声音还表现得相当激烈。这种分歧主要表现为两个问题,一是1949—1952年需不需要单列为一个发展阶段的问题;二是1976—1978年有没有必要单列为一个发展阶段的问题。两个问题都是胡乔木等人较早提出并给予了肯定答案,在学界也引起了大讨论,201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将1976—1978年这一段历史列为单独的一编即第四编,并冠之以“在徘徊中前进和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的称谓,这是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历史前29年首次被明确划分为四个阶段,而对于前一个问题则依然保持与1981年的《决议》相一致,并没有再分。对于这两个问题,本文将在第四部分进行详细论述。
  另外,朱佳木等人从经济社会发展道路或目标模式的角度来观察和划分中共第二个“30年”的历史,将这段历史划分为两个阶段,1949—1956年“结合中国实际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时期”为第一阶段,1956—1978年“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时期”为第二阶段,这种划分方法虽然与目前的主流意见有较大差异,尤其是将1956—1978年的历史作为一个整体出现,但其自有充分的支撑依据,对于中共历史分期具有较大启示性。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
  时期的“30年”(1978年—)对于这一时期的历史分期问题,由于距离太近,而且尚处于正在进行时,历史的沉淀还不充分,大历史观下的规律性与阶段性特征尚未凸显,所以国内学界对此的讨论最为激烈,存在的争议也最多、最大,迄今为止还未形成基本共识和主流意见。目前对于这一时期官方给出了三阶段和四阶段两种分期方法。三阶段分期法是胡锦涛在《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概括的,他以中共重要会议为分界点,将这一时期的历史划分为1978年12月—1989年6月、1989年6月—2002年11月、2002年11月至今三段;四阶段分期法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在编撰的《中国改革开放20年史》、《中国改革开放史》、《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中概括的,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主题和主线的发展变化为时长将这一时期的历史划分为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1992年春邓小平南方谈话、1992年春邓小平南方谈话—1999年的20世纪末、2000年的21世纪初至今四段。
  除上述官方的分期方法外,学界关于这一时期不同的分法,较有代表性的是两个阶段说、三个阶段说和四个阶段说。两个阶段说,是以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或中共十四大为分界点,划分为前后两个部分,称谓分别是“狭义的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与“狭义的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之新阶段”。三个阶段说,由于对具体分界点的认识不同,而产生了六种不同的分法,但称谓都基本相同或相近:“拨乱反正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展开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建设时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时期”(或“科学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这里朱佳木等人从经济社会发展道路或目标模式的角度来观察和划分历史的三个阶段说较有新意(1978—1992 年、1992—2003年、2003年至今)。四个阶段说,更是由于对具体分界点的认识不同,而产生了十二种不同的分法,但称谓与三个阶段说的基本相同或相近,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由此可见,学界对于中共历史第三个“30年”的阶段划分的争议之多、之大。
  由此进行归纳,目前国内学界在三个“30年”框架下对中共历史的分期研究主要存在着自九个阶段说至十四个阶段说不同的认识。近些年来,国内学界又赋予了三个“30年”新的称谓,即党领导革命“30年”、党领导建设“30年”和党领导改革“30年”。除三个“30年”的主流思维模式,国内还有一些学者以1935年的遵义会议、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分界点将中共90余年的历史划分为四个时期。此外,中共十五大报告又提出“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时期”和“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时期”的两分法。这些虽然不是主流意见,但依然可以成为我们进行中共历史分期研究时的参考。国外多数学者在进行中共历史研究时往往根据领导人的代际更替来划分中共历史的不同发展时期。对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共历史,他们通常将其分为“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邓小平时代的中国”、“江泽民时代的中国”与“胡锦涛时代的中国”四个时期。
  四、中共历史分期研究中的“争议问题”
  (一)“过渡时期”再划分的争议
  我们通常称1949—1956 年这段时间为“过渡时期”,也就是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这段时间。1981年的《决议》将这段时间命名为“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但学界很快就这一阶段应不应再划分展开了讨论。胡乔木和龚育之较早地提出并坚持认为应将这七年划分为前三年和后四年两个阶段,之所以将1949—1952年划为“建立和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三年”这样一个单独的阶段,胡乔木认为:“中央并未在中央正式文件中讲过1949年建国就标志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只是毛泽东同志1953年底在修改中宣部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提纲时加过这样一句话。但在1949—1952年中,中央从来就讲新民主主义,否则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就从来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了,新民主主义秩序能否巩固的问题也就不会发生了。如果不是这样认识问题,就会损害1940年《新民主主义论》发表以来直至1949年《共同纲领》通过并加以实行的党的信誉,使党陷于在根本理论上自相矛盾的地位”。龚育之也明确指出:“把建国初的三年作为一个历史时期,也就是把历史决议所说的‘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分为两段,是有道理的。这并不是说不遵守历史决议,历史决议也是将这三年的历史单作一条来论述的。......而且这样一个部分,有它独特的历史内容。怎样来概括这三年的历史内容?我以为,最恰当的就是实施党所提出的、为各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拥护的《共同纲领》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纲领。”当然,这种观点一提出,也引发了非常大的不同意见,以蒋锡琨为代表的就指出:“龚育之同志就建国以后党史分期提出的与中央决议不同的看法,并不比中央决议的分期法更科学。龚育之同志发动对历史决议分期法的争论,可能引发对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的评价的争议,那就违反邓小平同志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初衷了”。201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出于综合因素的考量,对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七年的编写仍然与1981年的《决议》相一致,并没有像胡乔木和龚育之所主张的那样进行再划分。笔者赞同对这一时期进行前三年和后四年的再划分。因为新民主主义包括新民主主义改革和新民主主义建设两个部分,前者是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各项民主主义改革,而后者则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所以建国初的民主改革是新民主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将1949—1952年划为“建立和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三年”这样一个单独的阶段是说得通的,也并不违背1981年的《决议》。
  (二)1976—1978年如何定位的争议
  将1976年粉碎“四人帮”视为“新时期”开始的标志,还是将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视为“新时期”开始的标志曾在学界出现过争论,但随着党史研究的深入,将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视为“新时期”开始的标志已经成为共识。那么粉碎“四人帮”至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这段时间又该如何定位呢?一种观点认为,这一阶段因“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而主基调是“徘徊”,因此应视为是“文化大革命”错误思维的延续,没有必要再单独划为一个发展阶段;另一种观点认为,这一阶段的主基调是“前进”,是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当代中国伟大转折的酝酿和准备过程,因此不应视为是“文化大革命”错误思维的延续,所以单独划为一个阶段是有必要的。胡乔木较早地提出并坚持将这两年单独划为一个发展阶段。而且他的这一观点也逐步得到了中共党内和国内学界绝大多数人的认同。龚育之就明确表示:“对于‘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党史的分期,乔木的设想是,从一九七七年到一九七八年,为徘徊中前进的时期,从一九七九年,开始改革开放时期。我很赞同这个分法。这与历史决议的分法符合不符合呢?我认为是符合的。”[11]201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将1976—1978年作为单独的一编即第四编—“在徘徊中前进和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
  (三)中共历史分期研究的启示
  从中共历史分期研究中,我们能够看到,认识历史是一个复杂和漫长的过程。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只能是相对的,而不能是绝对的,因为随着实践的发展,人们的认识水平逐渐提高,对历史的认识也逐渐成熟,有时甚至还要推翻之前的认识,这些都是正常现象,而且距离历史时间越久,或者说历史沉淀的时间越久,历史本身的特点和规律表现得就越明显,我们对历史的认识和把握也就越准确。此外,历史研究要做到“不唯上”,无论是领导人讲话、政治文件还是官方出版物,或者对于某一问题的主流意见,只能作为历史研究的参考,而不能是“最高指示”或者“唯一标准”,一些个人的独到见解有时也可以成为历史研究的重要观测点。“胡乔木说过:‘不能认为有些决议上没有说过,就认为是违背了《历史决议》,如果这样,党史研究就只能是停留在1981年的水平,而不能再有所前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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