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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马克思哲学科学性的澄明

作者:2020-08-26 23:54阅读:文章来源:
  一、科学:“符合”还是“自洽”
  什么是“马克思哲学的科学性”? 是把“科学”理解为“主观符合客观”的“符合论”,从而机械裁剪式地实现了马克思哲学的科学性,还是把“科学”理解为“逻辑自洽性”的“自洽论”,从而辩证融贯地实现了马克思哲学的科学性? 在对“马克思哲学科学性”的理解和阐释中,这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和两条不同的解释路径直接关系到如何理解马克思哲学的科学性。
  关于马克思哲学科学性的理解,长期以来是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阐释与论证的: 一是通过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对比,来理解马克思哲学之唯物主义的科学性; 二是通过旧唯物主义与新唯物主义的对比,来理解马克思哲学之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就前者而言,是在颠倒“意识决定存在”的意义上理解马克思哲学的科学性; 就后者而言,是在辩证唯物主义推广应用到历史唯物主义的意义上理解马克思哲学的科学性。这两个方面深层的共同之处不是把马克思哲学的科学性理解和解释为“自洽论”的“逻辑自洽性”,而是理解为“符合论”的“主观符合客观”。关切这一解释路径,是因为存在一个深层的前提预设: 客观优于主观,事实先在优于逻辑先在。
  其首要的任务便是确立与之符合的客观对象。这一路径在苏联马克思主义者那里体现得尤为突出,他们把马克思哲学的科学性等同于绝对的真理。在苏联的影响下,国内很多马克思主义者照搬苏联教科书将马克思哲学的科学性概括为“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可以被人掌握的”的庸俗教条,在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响下马克思俨然成了上帝般的存在,人们只能相信,而不能质疑,从而把马克思的理解退回到“科学之科学”的时代。20 世纪80 年代教科书改革推进了马克思哲学科学性的认识,认为马克思哲学科学性在于新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这当然是符合马克思哲学思想的,但将历史唯物主义简化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钝化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原则,招到来自“技术决定论”“经济决定论”“历史决定论”的种种责难。不论是马克思哲学之唯物主义的解释,还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都存在严重的“符合论”倾向。即首先必须承认物质、生产力的第一性,尤其是意识、生产关系必须有符合的相应客观对象物质、生产力。如果没有相应的客观对象,都将被排除在科学之外。因而在我们一般认识中,没有“一整块钢铁”和“活的灵魂”的马克思,只能是被“肢解化”和“碎片化”了的马克思。在这一思维方式和解释原则的指导下,马克思哲学的其他部分被“科学”这把无情的剃刀剃除,只剩下历史唯物主义与剩余价值学说,然而时至今日,二者也受到了来自各方的批判。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悖论的现象,我们想证明马克思哲学的科学性,最后却窒息了科学性? 问题的症结便是,人们总是拿马克思哲学去“符合”或“附和”现实,有用便是真理,客观便是科学。真正的马克思哲学荡然无存,马克思哲学的科学性也销声匿迹了。
  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哲学? 或者马克思哲学的科学性究竟体现在哪里? 问题的倒逼、理论的困境迫使我们有必要重新思考作为有机整体的马克思哲学。准确理解和解释马克思哲学的科学性,既是对马克思哲学的尊重,也是对人们思想的解放。反观马克思的一生,可以简单地概括为自洽性的三个方面: 对解放图景的构架、对方法论的探寻和对现实的无情批判。对解放图景的构架成为马克思的理论先导与行动指南,对方法论的探寻成为马克思开启历史的杠杆与钥匙,对现实的无情批判成为马克思道德理想的映现与实践。“图景”是“方法”和“现实”的指南,“方法”是打通“图景”与“现实”的钥匙,“现实”是“图景”和“方法”的实践。三者缺一不可,自洽地构成马克思哲学的全部,任何脱离这一整体视域来阐释或批判马克思哲学的尝试都是对马克思的曲解与误会。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某一方面的无限夸大和片面曲解,导致马克思或者成为令人崇拜的“上帝”,或者成为令人鄙视的“动物”。
  因此,马克思哲学的科学性真正的体现便是在时代映照下的逻辑自洽。这种“自洽性”不仅表现在对时代的映照,更为重要的是对未来的推演。“符合论”只是一种机械的对照,而“自洽论”则是在对照基础上的批判与革命。概而言之,马克思哲学的科学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整体理论视域下的严密的逻辑论证; 其二,更多的是在现实批判基础上的未来“筹划”。
  二、“自洽论”视域下的马克思哲学
  哲学就是哲学史,马克思哲学的科学性必然要诉诸哲学史才能得以澄明。一般而言,马克思哲学史研究者将马克思哲学史的发展分为早期、中期和晚期。早期是马克思哲学的不成熟阶段,其思想主要体现在《巴黎手稿》( 以下简称《手稿》) 时期; 中期马克思哲学萌芽和创立阶段,其主要思想体现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以下简称《提纲》) 、《德意志意识形态》( 以下简称《形态》) 时期; 晚期是马克思哲学的成熟阶段,其主要思想体现在《资本论》时期。然而应当警惕和值得怀疑的是这种研究范式背后深层的生物进化论和“符合论”思维方式的钳制。在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响下,马克思哲学出现了“认识论的断裂”,“成熟”与“不成熟”的区分。人们延用这种思维范式对马克思哲学进行大肆攻击和任意肢解。甚至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在这种思维范式的影响下对马克思哲学的辩护也出现了逻辑的悖谬和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尴尬情形。跳出这种思维范式成为澄明马克思哲学科学性的迫切要求。“自洽论”视域下的马克思哲学是一整块钢铁与活的灵魂的思想体系。从马克思哲学史的角度看,其主要体现在: 《手稿》时期解放图景的构架、《形态》时期方法论的确立、《资本论》时期现实的无情批判。“解放”作为马克思终生的旨趣无庸置疑,但是作为“可能性”高于“现实性”的道德理想则招致无数非议。尤其在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交锋中,由于科学强__势席卷与理性深入人心,道德理想便由于私人领域的不可通约逐渐边缘化。究其原因仍旧是在“符合论”而不是“自洽论”的指导下理解与阐释马克思哲学的科学性。在“自洽论”的整体视域下,道德理想既符合马克思思想体系,也是马克思思想的原始动力。如果马克思没有对道德的判断和对理想社会的向往,便不会促使他作进一步的理论探讨与实践推进。在马克思的解放事业中,“解放”体现为“人的解放”,而“人的解放”深层的真切的体现则是“劳动的解放”。
  ( 一) 《手稿》时期: 解放图景的构架
  在《手稿》中马克思对“劳动的解放”予以系统的阐释,主要处理和解决的是劳动与私有财产、私有财产与共产主义以及共产主义与劳动( 需要) 的关系问题。就劳动与私有财产的关系而言,马克思认为,在重商主义那里,“货币”( 贵金属) 是财富的唯一源泉,在重农主义那里,“土地”是财富的唯一源泉,而在工业资本主义那里,“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源泉。一旦当“劳动”成为财富的源泉,“劳动”的私有性质便如同“货币”“土地”一样彻底地显现出来。“劳动”被降低为商品,与其他商品一样具有交换价值。“劳动”的价值只有在交换中才能得以真正的体现。值得注意的是,“只有这种国民经济学才应该被看成私有财产的现实能量和现实运动的产物,现代工业的产物”。前者仅仅是私有财产的“拜物教徒”和“天主教徒”,后者才是私有财产真正的“改革者”和“路德”。私有财产“从外部世界的本质”变成“人的内在本质”,从外部的紧张关系变成人本身的紧张本质。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国民经济学丢弃了“货币”( 贵金属) 和“土地”的民族性和地域性的狭隘规定,“从而发挥一种世界主义的、普遍的、摧毁一切界限和束缚的能量,以便自己作为唯一的政策、普遍性、界限和束缚取代这些规定”。表面上承认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的国民经济学,实质“自觉地在排斥人这方面比他们的先驱者走得更远”。“劳动”成了具有世界主义的私有财产。
  就私有财产与共产主义的关系而言,马克思认为,私有财产不仅是“作为对财产的排除的劳动,即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和作为劳动的排除的资本,即客体化的劳动”,而且是上述对立发展到矛盾关系的、因而促使矛盾得到解决的能动关系。矛盾的对立是“劳动”与“资本”内在关系上的对立,矛盾的解决是“劳动”与“资本”在能动关系上的解决。只有“劳动”与“资本”发展到内在关系的、能动意义上的矛盾,“无产”才真正与“有产”对立起来,“共产主义”才需要对“私有财产”进行“扬弃”,走一条“复归”的道路。共产主义不是“忌妒心的想像”,不是“平均主义的粗陋”,也不是具有政治性质的民主或专制,而“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就是这种解答。”就共产主义和劳动( 需要) 的关系而言,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在扬弃私有财产基础上的人本质的真正占有和向合乎人性的社会的复归的必然环节。实现了人和自然界的本质统一,实现了人的自然主义与自然界的人道主义的统一。共产主义把私有制下异化的劳动扬弃为人的劳动,把“经济学”和“道德”双重衡量尺度整合为统一的尺度人的劳动。劳动既是为社会所做,又是社会为我所做的一个以现实共同体或社会为媒介的寓于特殊性与总体性的社会活动。因此,劳动“失去了自己的利己主义的性质”,丰富性从维持最必需的、最悲剧的肉体生活和重利盘剥算计的禁欲主义之中解放出来,得到了新的确证和充实,成为自由自觉的活动,成为人的第一需要,实现了自身的解放。
  劳动、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三者形成了“逻辑的圆圈”,实现了黑格尔意义上的辩证运动。然而只有在“环节的必然性”下,才能有“全体的自由性”,因此,上述论证提出的最为根本性的问题是: 如何扬弃作为“环节必然性”的私有财产,从而实现作为“全体自由性”的劳动解放? 也即什么样的“历史”将会带来如上所述的共产主义行动,从而实现劳动解放? 这便是马克思接下来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 二) 《形态》时期: 方法论的确立
  在《形态》中,马克思指出“‘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1]526-527。其实早在《手稿》中,马克思就曾敏锐地把握到“要扬弃私有财产的思想,有思想上的共产主义就完全够了。而要扬弃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在《提纲》和《形态》中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和深化。__值得注意的是,一般而言,人们总是引用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对《提纲》的评价,认为《提纲》是“包含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文件”。这肯定了《提纲》在马克思哲学中的地位,但是却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其一,对《提纲》在马克思哲学中地位的过分抬高,势必造成对马克思前期思想的视而不见、充耳不闻; 其二,过分强调《提纲》不仅是“新世界观”的萌芽,而且是“第一文件”,容易造成人们对“认识论断裂”的直观认同。若仔细分析便会发现,“实践”的思想在《手稿》中已经有所体现,《提纲》只不过是马克思对这一思想的集中阐述而已。解放图景的构架是一个整体,而“实践”则是其中一个环节,在这一时期对“实践”的冷漠也在情理之中。因此马克思在解放图景构架完成之后,便提出要借助于“实践”这一环节实现在尘世中的“现实扬弃”。认为旧唯物主义只是抓住了“直观的和客观的方面”,唯心主义只是看到了“能动的方面”,二者都没有从“感性的人的活动”、从“实践”出发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从而旧唯物主义不懂“能动的方面”,唯心主义不懂“感性认识活动本身”。问题不在于“解释世界”,而在于“改变世界”,“改变世界”私有财产的虚伪性。在《形态》时期,马克思将“改变世界”的原则具象化为“历史唯物主义”。“历史”作为解释原则明确确立了“观世界”的独特视角: 历史的基础、历史的主体和历史的矛盾。历史的基础是扬弃私有财产的前提,历史的主体是扬弃私有财产的核心,历史的矛盾是扬弃私有财产的动力。
  在历史的基础方面,马克思认为,迄今为止的一切历史只是站在“历史之外”观历史,历史被看成脱离日常生活、超乎世界之上的“非历史”的东西。历史事件也只是被历史编纂学家看成“是由纯粹‘政治的’或‘宗教的’动因决定的”。历史成了“主观尺度的符号”和“时代的幻想”。与此相反,真正的“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既是对旧环境生产力继承,又是对旧环境生产力的变更。生产力在其发展的过程中,既扮演着“生产的力量”,也扮演着“破坏的力量”。任何历史阶段必须以此为基础,建立政治、道德、宗教和法的关系。“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青年黑格尔派的种种努力仍旧以一般哲学黑格尔体系为前提,满口“震撼世界的词句”,却仅仅反对的是这些词句,而不是“现实的现存世界”。费尔巴哈也仅局限于对世界的“单纯直观”和“单纯感觉”的理解,而不是理解为对现实现存世界的“革命化”。正是在现实的现存世界中,马克思找到了私有财产赖以存在的根基资本主义制度。
  在历史的主体方面,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把人当作感情范围内的抽象的“感性对象”,没有从社会联系方面来理解人。“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而“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实际活动的人”是历史的前提,也是历史的结果。历史的种种“前提”和“制约”,都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在现实的生产活动和生活过程中予以排除的。费尔巴哈只是希望从理论的方面对现存世界作“正确”理解 “人的存在”就是“人的本质”,对于现实领域的“人的存在”与“人的本质”的错位未曾希冀改变。而能够对现实的现存世界资本主义社会进行“革命化”的则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正是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者看到了改造工业和社会结构的必要性和条件”自身被社会边缘化、被剥夺了享受社会福利的权利、承担着来自社会的一切重负、遭受非人般的无尊严的待遇,才能“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也只有从他们之中才能产生出真正的革命意识共产主义意识。推翻现存的肮脏的、陈腐的社会秩序,重建新的社会秩序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所造成的存在状况,正是这样一种现实基础,它使一切不依赖个人而存在的状况不可能发生,因为这种存在状况只不过是各个人之间迄今为止的交往的产物”。现实的个人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与交往关系之中,互为目的。在历史的矛盾方面,马克思认为,在黑格尔那里,“没有与‘时间次序相一致的历史’,只有‘观念在理性中的顺序’”。这一“无人身的理性”,既没有“设定的自我”,又没有“对立的客体”,也没有“合成的主体”,因此他只得把自身颠来倒去地表述为: “设定”“对立”“合成”,即“正题”“反题”“合题”,也即“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现实的一切事物成为“逻辑范畴”,整个世界淹没在“逻辑范畴”之中,推动历史发展的内在矛盾成为“逻辑公式的纯粹运演”。“‘是’转化为‘否’,‘否’转化为‘是’。‘是’同时成为‘是’和‘否’,‘否’同时成为‘否’和‘是’”。二者相互转化,彼此抵消,形成新的“范畴”,格尔“概念与历史统一”的方法,从而在追求政治经济学“科学体系”过程中嵌入深深的历史性,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经济范畴,却不懂“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单凭“经济范畴”就割裂了社会机体的各个环节。而且拙劣地将矛盾区分为“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益处”和“害处”,实质上切断了黑格尔的辩证运动,既没有给予我们“观念的历史”,也没有给予我们“现实的历史”,给予我们的只是“自相矛盾的历史”。“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突然变成了幻想”,经济学家们注意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问题,但是所作出的论证是非常奇怪的,解释了在一定生产关系下的“生产”,却没有解释一定生产关系的“产生”。只是把它们当作固定的、永恒的、不变的范畴,仿佛以前是有历史的,到这儿历史就终结了。这些社会关系成为支配社会历史发展的永恒规律。并没有注意到资本主义在发展的过程中产生着它的对抗性,起初可能隐而不现,但是随着进一步的发展便逐渐显露出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成为对立的阶级。一定的社会关系不是历史的“永恒在场”,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人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进行生产的同时也产生着这种生产关系,随着生产力的改变,社会关系也发生相应的改变。历史的矛盾运动便深刻地体现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
  历史的基础、历史的主体和历史的矛盾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素,也是马克思异于历史编纂学家、哲学家( 黑格尔) 和经济学家( 斯密、李嘉图) 的方法论原则。也正是这些要素,为马克思后来的“革命的实践”和“无情的批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三) 《资本论》时期: 现实的无情批判
  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资本论》手稿的写作耗时长达数十年,而“巴黎手稿”和“巴黎笔记”无疑成为这一思想旅程中的第一块界碑。其后马克思又写了大量的“笔记”和“手稿”: “布鲁塞尔笔记”、“曼彻斯特笔记”、“伦敦笔记”“1857—1858 年手稿”、“1861—1863 年手稿”和“1863—1865 年手稿”,并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基础上形成浓缩的结晶《资本论》。
  如果说在《手稿》中“劳动”仍然是模糊的概念,那么在《资本论》中则明确地区分了“劳动”和“劳动力”; 如果说在《手稿》中“资本”是作为“客体化的劳动”,那么在《资本论》中则规范地表述为“一种社会关系”; 如果说在《手稿》中“私有财产”需要“扬弃”,那么在《资本论》中“资本”则需要“瓦解”。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顺承了《手稿》中探讨的“劳动”问题,运用了《形态》中发明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更为系统、更为严谨地分析和论证了劳动与劳动力、劳动与资本的关系问题。在劳动与劳动力方面,马克思认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把劳动作为商品,揭示了劳动是价值的源泉,却仅只停留于流通领域的“现象直观”,买者与卖者自愿平等的交换原则掩盖了背后的“阴谋”。劳动力成为商品,不仅提示了价值的源泉,而且从流通领域的“现象直观”转入了生产领域的“本质还原”,揭示了掩盖在自愿平等原则下的“阴谋”: 剩余价值的生产和资本的增值。“阴谋”之所以隐而不现,是因为奴隶对主人的“恐惧顺从”与主人对奴隶的“欣然统治”,导致自我意识的“压抑”与自觉觉醒的“沉沦”。人作为劳动力,成为生产过程的附庸,资本增值的工具。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分既戳穿这一“阴谋”,也是“牵涉到全部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解决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在劳动价值论上的循环论证,成为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前提条件。劳动力作为商品在市场上频繁出售,比奴隶自由,还更具有普遍意义。“奴隶以实物,以使用价值的形式来获得维持自己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自由工人则以货币的形式,以交换价值的形式,以抽象的社会财富形式取得维持自己生存所需的生活资料”。在劳动与资本方面,马克思指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之所以成为资本,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下才能成为资本,这种生产关系即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构成资本的生活资料是在这种生产关系下积累并进行交换的。
  然而,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总和并不是资本。要使商品成为资本,必须使劳动成为作为“社会实体”的劳动,即社会劳动。只有劳动为社会所需,补充社会别的分工,才能作为社会劳动总体耗费的和社会内部分工的一部分。商品仅是结晶化了的社会劳动的价值体现。劳动在这里充当了“保存并增加其交换价值的手段”。工人出卖劳动是为了获得基本的生活资料,资本家购买劳动是为了获得高额剩余价值。工人生产着支配他的资本家的财富,也就是生产着与他相敌对的、统治他的权力资本。资本同劳动力结合生产着资本的同时也生产着无产阶级即工人。随着资本的迅速增加,表面上工人的生活水平有所增加,实质反而降低了。
  工人生活水平的提高不是以得到物品的多少来称量的,而是以社会尺度为标准的。在工人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资本家得到了超额利润。事实上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社会差距日益扩大,社会鸿沟日趋明显。工人要摆脱劳动的奴役、获得劳动的解放,关键的不是提高工资,而是“瓦解资本逻辑”。
  资本作为“非神圣形象”的化身,与形而上学“共谋”着“同一性”对“多样性”的宰制。谋划的“解放神话”,越来越显示其“虚无本性”。资本的无限扩张与人的“无家可归”的两极对立,撞击着“同一性”的道德边界,成为资本瓦解的潜在动力和革命意识形成的基本前提。资本自身的膨胀成为其瓦解的实践基础。资本逻辑的瓦解,成为马克思透视资本主义制度,将劳动由“单向度”的生存手段还原为“丰富性”的生活需要的革命性颠覆,这既是《手稿》中的具体体现,也是《资本论》中的深度提升。
  三、“科学性”的当代“出场”
  当代马克思哲学的阐释者越来越意识到,马克思哲学倘若在“符合论”的视域下,无疑或者由于“部分的解体”而宣告“破产”,或者由于“乌托邦的遥不可及”而归于“沉默”。忽视了在“自洽论”视域下的科学阐释,遗忘了解放的道德关照与革命的批判精神。英国学者史蒂文·卢克斯在《马克思主义与道德》中明确区分了“法权的道德”与“解放的道德”,认为“这种区分可在马克思那里找到”。法权的道德是人作为狭隘的、单子式的存在,解放的道德是人作为人打破自私狭隘的界限,消除了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个人利益”与“共同体利益”之间的矛盾”,成为真正的“类存在物”。法权的道德把人当作手段,是人权与正义的幻想,抛弃这一幻想,把人当作目的的解放提上议事日程,建立这样一个社会,在这里,“道德的自由”将取代“法权的强制”。这不是乌托邦的抽象描绘,是过去到将来行之有效的工作。这也正是当代人类面对国际性的重大问题或关乎人类生存的重大危机时提出在“交往理性”的指导下,达成“重叠共识”的时代回眸。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指出“面对发达工业社会成就的总体性,批判理论失去了超越这一社会的理论基础”。“现实”超越了“理想”,“实然”代替了“应然”,失去了“否定性的思维”,击败了“抗议的逻辑”。否定性思维作为追求“幸福生活何以可能”的“批判向度”和完善“辩证法生存论基础”的“革命实践”,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应当走向“对现在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在事物的否定的理解”; 从“与人无关的自然物质世界”的“解释”到“以一种历史主义的方式思考它自身”的“实践”; 从单一的主观或客观的“自我独白”到二者融为一体的“谈话模式”。彰显马克思“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的必要张力,运用“激情的头脑”,展开对“尘世的批判”、“法的批判”和“政治的批判”。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解放事业。除此之外,美国学者麦卡锡极具洞察力地指出马克思哲学的科学性深刻地体现在对正义理论的构想、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探索和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正是三者的有机融合为马克思哲学的科学性奠定了稳定的“三角支架”。
  因此,马克思哲学的科学性不再是机械笨拙的“符合”,而在于自身的逻辑“自洽”,真正显示了“一整块钢铁”的有机统一与“活的灵魂”的时代精华,同时也反驳了成熟与不成熟的“区分”与认识论的“断裂”,升华了解放的道德关照与革命的批判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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