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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经济学研究中批判实在对逻辑实证主义的批判

作者:2020-08-26 23:54阅读:文章来源:
  经济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与科学哲学的进步间存在密切关系,不同流派的科学哲学,对经济学研究中对象的选择、方法的使用,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实证主义科学哲学,在其不断发展完善中,经由经济学家推动,逐渐在经济学研究中占据支配地位。但是,从科学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取得的新进展来看,实证主义仍然主导着经济学研究的进展,而实证主义遭到批判和挑战,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这种源自不同科学哲学流派的实证主义批判,并未对主流经济学研究造成影响,一是因为经济学忽视科学哲学研究中的新进展,也是因为在经济学领域的(主流经济学)帝国主义倾向造成的。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兴起、世纪之交影响领域迅速扩展的批判实在论,对实证主义进行了较全面的评价和批判。对批判实在和实证主义进行比较研究,借鉴科学哲学领域的新进展,是创新经济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重要途径。
  一、实证主义的基本类型及其发展简史
  一般认为,有三种彼此分离,但又存在有机联系的实证主义哲学流派。第一种是19世纪孔德和马赫的实证主义;第二种是20世纪20-30年代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第三种是在20世纪中期成为英美科学哲学领域占主导地位的逻辑经验主义。在这三种流派中,逻辑实证主义的观点最为系统,最具凝聚力。因此,人们更多的时候谈论的实证主义指的是逻辑实证主义(Davis & Hands,1998:347)。“实证哲学”一词由孔德所创,随后演变为实证主义。孔德将人类知识的进展分为神学、形而上学与实证主义三个阶段,他的目标是建立以自然科学方法为基础的社会科学,他认可的自然科学方法是观察,认为所有科学都能通过方法论达致统一。这种实证主义由穆勒、斯宾塞、涂尔干等进一步发展。他们“认为实证主义的知识,是科学地规划社会和引导社会的基础……所用的方法一般是归纳主义的方法”(贝尔特,2002:233)。逻辑实证主义是对维也纳学派哲学纲领的恰当描述,因为该学派的成员极力整合“逻辑主义和实证主义”。
  逻辑实证主义的目标和方法,在主要由Hahn、NeurathM和Carnap(1929)撰写的小册子《科学的世界观:维也纳学派》中表现的最为充分,这个宣言指出,逻辑实证主义的“主要目的是造就各专门学科和人们能够获得的全部知识的统一。他们所采用的方法是逻辑分析,运用这一方法的目的是:(a)在其消极方面,从自然科学、数学以及广而言之从人类知识中清除形而上学的陈述,(b)在其积极方面,澄清科学的概念和方法,表明一切人类知识是从经验与料中构造起来的”(D.J.奥康诺,2005:935)。一般认为,数学和逻辑命题是分析性的,它们在所有可能的世界中都是真的,从而代表了一种先验的,而不是后验的或经验的知识。而科学是关于事实和经验的,它的命题是综合的,并且只有在某种经验条件下才是真的。逻辑实证主义认为,除经验科学的综合性事实性真理和逻辑与数学的纯粹形式分析的真理之外,包括唯心主义哲学、神学和伦理学,都是形而上学,都是无意义的。
  实证主义的第三种类型,通常被称作逻辑经验主义。主导近几十年来的社会科学研究的,正是这种逻辑经验主义。它的主要特征如下:(1)逻辑主义:科学理论必须符合演绎逻辑;(2)经验证实:陈述必须可由经验证实或证伪,或是定义在分析上为真;(3)理论与观察分立,观察可以在理论上是中立客观的;(4)休谟式的因果律理论:从被观察的事件之间发现不变的关系”(Smith,1996:14-15)。在第三种类型的实证主义中,影响较大的是Braithwaite、Hempel和Nagel等的逻辑经验主义,这种逻辑经验主义是对维也纳学派哲学项目的延续和发展。考德威尔认为逻辑经验主义是某种更为成熟的逻辑实证主义,他认为逻辑经验主义是逻辑实证主义与实用主义的结合(Caldwell,1994:19-35)。在对先前类型的实证主义做出的发展上,逻辑经验主义带来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对理论和证据之间关系的理解上,从强调归纳方法转向强调假说—演绎方法;二是重新把解释视为科学活动的合理目标。
  在对科学理论和经验证据之间的关系的理解上,假说—演绎方法,不同于先前维也纳学派的归纳方法。这种方法认为,科学理论和经验证据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演绎式的。检验一个科学理论的第一步,是从理论和它的初始条件中推论出某种经验预测;第二步是根据可观察到的证据检验这些预测,如果经验预测被证明是真实的,理论就得到了确证,如果经验预测被证明是错误的,那么理论就得到了反驳。推动由归纳向假说—演绎转变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为了避开在归纳方法中存在的休谟难题。无论人们对假说—演绎方法有什么样的评价,有一点是明确的,它与逻辑经验主义的第二个重大贡献:科学解释的演绎法则模式密切相关。假定—演绎模式这个正式术语,首先出现在Hempel和Oppenheim 的论文中。他们认为,所有真实的科学解释,都有一个共同的逻辑结构,所有科学解释都至少包括一个一般规律,再加上对有关初始或边界条件的阐述,规律和阐述组成了前提,从这个前提出发就可以推论出待做的解释,即关于所要解释的事件的阐述,在这个推论过程中,不需要借助任何其它帮助,只需要推理逻辑。这里所说的规律是指“在所有情况下,只要事件A发生,事件B就发生”这种命题。Hempel和Oppenheim进一步指出,解释和预言都采用了同样的逻辑推理法则,两者的唯一区别在于,解释发生在事件发生之后,而预言发生在事件发生之前。对于解释来说,是从需要解释的事件出发,找到至少一条普遍规律和一套初始条件,这些条件在逻辑上包含了对所要解释的事件的说明。由于这个原因,Hempel和Oppenheim 的批评者把他们的模式称为“解释的覆盖率模式”。而对于预言来说,是从一条一般规律和一套初始条件出发,推论出关于一个未知事件的说明,解释在某种意义上只是“倒过来的预言”。
  这种认为在解释的本质和预言的本质之间存在完美的、逻辑对称的看法又被称为“对称论题”,它构成了科学解释的假定—演绎或覆盖率模式的核心。在解释中用到的一般规律,并不是通过对个别例子进行归纳和一般化而得到的,一般规律仅仅是一种假定,如果愿意可以进行猜想,通过把一般规律运用于对特定事件的预言对规律进行检验,但是一般规律本身不能被简化为对事件的观察结果。尽管存在不同类型的实证主义,但实证主义却遵循着某些相同观念。比德辨析了实证主义的主要特征:(1)科学知识,包括逻辑与数学,是知识唯一有效的形式;(2)形而上学的申辩、规范的陈述、论点、价值判断和意见不是有效的知识;(3)建立在常识经验基础之上的经验数据,是除逻辑与数学外的有效知识的唯一来源;(4)有效知识只能通过自然科学的方法获得,尤其是物理学、应用逻辑与数学;(5)归纳、原则和科学理论(除逻辑与数学之外)只能通过推理的方法从经验数据中得到;(6)归纳、原则和科学理论(除逻辑与数学理论外)只能通过经验数据得到证实;(7)归纳、原则和科学理论应当以数理逻辑的形式加以形式化和表达;(8)规范的观点、价值判断、信仰与意见不应当进入经验数据搜集、理论的形式化或证明的范围内;(9)获得有效科学知识的方法对于所有经验领域都是相同的(Beed,1991:459-494)。
  二、实证主义对经济学研究的影响
  经济思想史学家和经济学方法论学家认为,在经济学领域,把实证主义引入经济学中的三位重要经济学家是Hutchison、Friedman和Samuelson,尽管他们中,没有哪一位实际上以精确或系统的方式使用实证主义的哲学语言或文献。但是,他们都“深受实证主义观念的影响”(汉兹,2009:52)。Hutchison的工作是试图将逻辑实证主义的某些核心理念引入经济学,他反复强调,“经济学家的言行举止,应当转变,要像负责任的经验科学家那样”(Hausman,1989:118)。Hutchison强烈主张,经济学像自然科学一样,是一门科学,经济学应当超越政治和意识形态争论,经济学命题应当从客观经验事实中系统地提炼出来(Hutchison,1996:10)。Friedman在其著名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中指出,对于实证经济学的目的而言,理论假设的真实性无关紧要,在比较不同的经济理论时,唯一重要的一点是,进行经验预测时哪一个理论最为成功。Friedman说,“理论被看作是由大量的假设组成的,对于它要‘解释’的对象,要根据它的预测力来判断。只有实际的证据才能表明理论是对是错,或者更恰当地说,暂时‘接受’它为有效,或‘抛弃’它……唯一重要的对假设的有效性的检验,是将它的预测与经验相对照”(Milton,1953:8-9)。Samuelson的实证主义经济学方法论,通常被称为操作主义或描述主义。“与一种实证主义科学哲学在知识方面相匹配的发展,……便是Samuelson的操作主义”(Boylan &O’Gorman,2006:15)。
  这种实证主义的核心思想在于,“科学理论仅仅描述经验证据,而不能超越证据去解释任何现象更深的、内在的或隐藏的原因”(汉兹,2009:68)。Samuelson认为:“对于我的观点,即科学由经验规则的描述构成,尚未被成功地推翻;对我的一贯主张,即科学中所谓的解释总是可以被看作不同层次上的描述,也是如此通常一个高层次的描述是由于它成功地适合范围广泛的经验规则”(Samuelson,1947:3)。三位重要经济学家主张的不同类型的实证主义变种,很大程度上塑造了20世纪主流经济学的研究特征:
  第一,经济学研究中的实证主义者坚持演绎主义。19世纪的实证主义,主要依赖归纳法优越论的逻辑,在20世纪的发展进程中,实证主义逐渐放弃了对归纳主义的效忠,转而赞同演绎主义。根据演绎主义的观点,科学活动是从理论中演绎地推断出经验假设,然后根据经验检验这些假设而进行的。因此,观察、感觉再次成为健全的科学实践的基础。实证主义者对“观察语言”和“理论语言”进行了严格的区分,并假定观察陈述是没有理论预设的。观察陈述是属于经验世界的,因此它们十分可靠。
  第二,经济学研究中的实证主义者坚持自然主义,也就是说,他们坚信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方法的统一性。自然主义通常伴有一种观念,这种观念认为,一般说来社会领域内的知识比自然科学知识欠发达。因此,经济学要想成为成熟的学科,它就必须采用在自然科学领域中得到成功运用的方法。
  第三,经济学研究中的实证主义者坚持实事与价值的严格区分,坚持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的严格区分。他们基本上接受了休谟的观点,即不能从实然中推出应然,反之亦然。在社会科学领域,坚持这种实证和规范严格两分的学者数目众多,他们认为,尽管在人们选择研究课题时,价值判断不可避免地会起作用,但是在完成研究本身的过程中,它们就不再起任何作用。第四,经济学研究中的实证主义者坚持形式主义。经济学研究中的公理化、模型化和形式主义倾向与实证主义对经济学产生的影响密切相关(Boumans & Davis,2010:9-30)。实证主义影响经济学的直接表现,就是要求经济学研究在尽可能的情况下,最大程度地应用计量方法和数量表达。实证主义提供了现代主流经济学智力活动的脚手架。20世纪一些重要的经济学方法论观点,从Hutchison到Friedman,再到Samuelson的操作主义与Popper的证伪主义,都是受实证主义的激励产生的,无论这种激励是正向的还是反向的。当然,经济学领域还存在其他哲学理念,比如奥地利学派的__本质主义,美国制度学派的实用主义,但是这些流派只是经济学学科中的少数派。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哲学潜台词,一直都是实证主义的科学和知识理念。
  三、批判实在与逻辑实证主义的比较
  今天人们称之为“批判实在”运动的发展的原因之一,源自对实证主义方法的批判,实证主义方法“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支配许多社会科学的分支”(Danermark & Ekstrm etc,2002:4)。同其它各种“思潮”或“主义”一样,“批判实在”是一个有着广泛含义的称谓(Collier,1994,Ⅺ)。通常意义上所说的批判实在,是为理解哲学家Bhaskar对社会科学做出的哲学贡献,而对他加以分析和应用的两个术语“超验实在和批判自然主义的融合”(Harvey,2002:164)。Bhaskar开展自己的研究工作时,正是实证主义、经验主义或明确或隐含地全面渗透在哲学思想中的时期。因此,他的分析是从对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所坚持的前提开始的。在Bhaskar看来,经验实在论者(实证论者)的谬误表现在两个方面:(1)把存在化约为知识的认识论谬误(epistemic fallacy),即把存在或者当成只是知识(由知识所建构),或者认为可用(有关客体的)知识来分析。Bhaskar称这种谬误为“实在的去实在化”(derealization of reality);(2)把知识化约为存在的本体论谬误(ontic fallacy),即认为知识或者只是绝对存在物(being simpliciter),或者可以通过客体的存在来分析。Bhaskar称这种谬误为“科学的去社会化”(desocialization of science)(Bhaskar,2009:23,253)。实证论者的认识论谬误,认为寻求事件之间的恒常联系,是在将研究客体存在与本质的本体论,简化为产生知识的认识论的谬误。这种谬误产生了两个问题:
  第一,造成传统科学哲学和本体论之间的紧张。传统科学哲学认为,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找到事物之间的恒定联系,Bhaskar认为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寻找研究客体背后所隐藏的因果机制和力量;
  第二,科学试验需要控制其它变量,人为制造出封闭系统,从而找出单一因果机制所产生的力量,事物间的恒常联系,只在试验或假设条件下存在。为解决上述问题,Bhaskar提出了超验实在论。主张任何事物都有三个领域构成:经验、实际与实在(empirical actual and real domains),经验与实际是经验实在主义研究的客体,实在是超验实在主义者的思考对象。前两个领域的研究得到的事物之间的恒定联系具有可经验的性质,是科学探索的结果,实在领域,包含产生事件的机制、力量、趋势等,一般具有不可经验的特性,是科学研究者探索的真正目标。Bhaskar的相关著作引发了广泛的兴趣,他的思想被一些重要的社会科学家吸收并运用,其中Lawson对批判实在在经济学领域的发展和应用做出了重要贡献。时至今日,批判实在已成为一种包含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不同学科领域的“运动”(Palermo,2007:541)。
  尽管Lawson等人应用批判实在的核心观点,对主流经济学做出了激烈的批判,但是主流经济学家始终不为所动。当前经济学领域的现实状况是,在实证主义哲学在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影响日趋下降的同时,它仍在当代主流经济学中牢牢占据支配地位。这种情况,使得经济思想史学家麦克洛斯基感叹,“经济学方法论被局限在一种基于严格意义上的实证主义规范式方法论框架内,但这种实证主义既是不必要的,又同诸如经济学这类学科的主体没有多大关系”(Boylan & O’Gorman,2006:36)。随着科学哲学研究新进展对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推动,人们对实证主义经济学研究的质疑日益增加。比如,接受诠释学传统的学者认为,尽管实证主义能够应用于自然科学,但它并不适用于社会科学。温奇在《社会科学的理念》中表达了上述观点,他把社会世界看成是充满意义的,认为人不同于自然的对象,他们能够把意义赋予周围的世界,并且依照意义而采取行动。
  因此,要用不同的方式对待自然和社会领域的规则。再比如,批判理论的支持者也提出了对实证主义的批判,这种批判指出:即使研究者追求的是“客观性”,但价值与兴趣,必然既会影响课题的选择,也会影响研究过程本身。此外,纯客观研究本身也许是不可取的,这是因为,从积极的视角看,社会研究的目的并不是简单地描述或说明社会实在;而从消极的视角看,价值无涉事实上往往是为某种特殊的社会价值服务的。对实证主义经济学的批评,学界提出的意见很多,笔者主要分析批判实在对实证主义的批判:
  (一)与实证主义的自然主义相对照的批判自然主义
  与实证主义者坚持自然主义不同,批判实在坚持批判自然主义。批判自然主义追求一种“自然主义的可能性”,一方面它批判实证主义所曲解的科学观,另一方面它批判人文主义传统下的反科学倾向,再通过挖掘自然世界与社会世界共通的特质,尝试发展出一种统一的科学观。Bhaskar将批判实在论者对社会科学持有的立场称为“批判自然主义”。他指出,“在批判自然主义看来,社会科学可以在与自然科学一样的意义上是科学的,但同时鉴于其对象的特殊性与差异性,这是一种具有严格条件的科学”(Bhaskar,1986:135)。也就是说,尽管两种科学体系在一些具体的分析方法上有所不同,但二者的基本原理是相同的,“社会科学的对象仍然可以‘科学’地加以研究”(Bhaskar,2013:22-23)。批判实在论认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存在一些根本差异,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世界的活动依赖性与观念依赖性:(1)社会世界(与自然界不同)并不独立于人类活动之外而存在;(2)社会世界(与自然界不同)并不独立于行为者(对于自己活动)的观念认知之外而存在(Carter,2000:67)。
  (二)实证主义的经验实在论与批判实在的超验实在论
  每一种科学哲学背后,都隐藏着一种特定类型的本体论,批判实在把实证主义中隐含的本体论称为“经验实在论”。Bhaskar指出,实证主义所秉持的经验实在论是典型的化约论:将本体论的问题化约为认识论的问题(Bhaskar,1978:16)。这种化约是一种认识论谬误,也就是说,“将现实理解、界定为以经验为基础的观念”(Danermark &Ekstrm etc,2002:205)。更具体地说,实证主义坚持的是一种扁平本体论,社会世界与自然世界完全被等同于人类有关它们的经验知识。然而,这种扁平本体论存在严重的缺陷,因为“如果‘一切存在的事物’都是开放的,如果现实是透明的,那么就不需要科学了,所有的科学都只不过是资料的搜集罢了”(Danermark 19.9 209. &Ekstrm etc,2002:20)。与经验实在论相对照,批判实在提出了超验实在论,认为,“世界不仅是由事件和我们对于它们的经验或印象构成的,而且是由结构和机制、力量和趋势等构成的,后者虽然也许无法被直接观察到,但它们构成了我们经验中的实在事件的基础,统治着或者创造出现实中的事件(Lawson,2004:262)。
  批判实在的这种本体论也被称为“深层本体论”或“分层实在”中,这种本体论认为,存在三种不同的实在或层面:经验的(经验和印象)、现实的(事件以及事件的状态)、深层的(结构、机制、力量和趋势)。批判实在论者认为,这些不同的领域不必然是同时发生的,事实上,它们相互之间经常不是同时发生的。比如,在批判实在论者看来,现实的和深层的层面的共时化意味着:基本机制在现象的层面上以直接的方式显现出来。如果科学规律只是像实证主义者认为的那样,是事件之间的恒常联系,那么现实的层面和深层的层面就是共时的。于是,规律就会在现象层面上清楚地表现出来。但是,批判实在论者认为不同层面的共时性是十分罕见的。根据上述超验实在的本体论思想,批判实在认为,科学不是像实证主义所规定的那样,局限于或依赖于找到事件之间的恒常联系。实际上,它首先应当关注的并不是事件,而是注重去辨明和解释那些左右着或促发了经验现象的结构和机制、力量与趋势。
  (三)休谟式因果关系概念和批判实在的机制研究
  批判实在经济学研究的代表人物Lawson指出,“历史地看,对科学概念的寻求和对问题的解释,事实上产生于某种版本的实证主义,它根植于休谟对因果关系的分析中,或者说至少来源于休谟的讨论……实证主义这一称谓,首先是关于知识、知识的性质和局限的理论。特别地,它表明人类知识是以感觉经验或以印象的形式表现出来的”(Lawson,2004:261)。
  实证主义者通常赞同休谟式的因果关系概念。在这种因果关系概念中,事件之间的规则性联结对因果性质而言,既是必要的也是充分的。也就是说,如果人们恒常地发现事件X由Y相随,那么就可以认为X是Y的原因。比如,在对经济增长与民主政体之间关系的理解上,许多经济学家会认为,经济增长与民主政治之间存在直接的正向关系,并且可以找到大量的数据支持这种观点。但是,这种分析受到了越来越多的理论质疑与经验挑战。因为,抛开休谟的因果关系概念,从社会机制(暗含了因果关系)的视角看来,经济增长和民主政体之间呈正向关系的涵盖律,并不能真正解释经济增长影响政治制度的机制。已有的研究,至少提出了四种重要的社会机制:(1)经济增长通过灌输自由主义政治文化促进民主政治;(2)经济增长通过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的形成促进民主政治;(3)经济增长通过培养公民社会或中间组织促进民主政治;(4)经济增长通过改变国家—社会关系促进民主政治(王绍光,2008:82-83)。以休谟式因果律(事件/事态的恒常联结)为基础,完全是经验层面的操作,无法深入到批判实在强调的深层层面(结构、机制与趋势)。也就是说,涵盖律模式,只是描述了类似律则的关系,但实际上并没有挖掘出造成事件发生的生成机制,也就是说,没有做出任何因果解释(Sayer,1992:171-172)。批判实在论者批评休谟式因果关系概念的重点在于,要说明某种现象就必须说明它是如何发生的,而规则性联结无法做到这一点。此外,在开放系统中,许多抵消机制可能也在发挥作用,因此,事件之间的规则性联结的因果关系概念,既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充分的。在批判实在看来,要在经验层面上说明现象的原因,只有诉诸深层的生成机制或因果力量,才能得以完成。
  (四)区别于归纳和演绎的溯因推理或外展推理
  归纳推理和演绎推理在当前的经济学研究中占据着主导地位,批判实在提倡溯因推理或外展推理。用塞耶的话说,溯因推理或外展推理就是通过“假定有(或辨识出)有能力产生某些事件的机制,藉以解释事件”的推论方式(Sayer,1992:107)。只关注实证主义或休谟式的关于事件联系的归纳和概括,最多不过是引发了关于归纳法与演绎法相对优劣的争论。对于批判实在而言,基本的推理方式,既不是归纳法也不是演绎法,而是一种可叫做溯因推理(Retroduction)或外展推理(Abduction)的推理方式。这种推理方式可以通过一个例子理解,比如,如果演绎是从“所有乌鸦都是黑色的”这个一般判断,推进到人们看到的下一只乌鸦是黑色的这种特殊结论,而归纳是从无数的黑乌鸦这样特殊的观察,推进到“所有乌鸦都是黑色的”这个一般判断。那么,溯因推理或外展推理,则是从对无数黑乌鸦的观察,推进到关于内在于乌鸦,并使之成为黑色的一个机制的理论。
  从范式上看,这种推理是从“表面现象”到某些“更深层的”有因果联系的事物的一种运动。批判实在之所以坚持这种推理方式,其根本原因在于它所坚持的深层本体论和社会系统的开放性质。在开放系统中,不同的结构之间会相互影响并产生新的机制,同时会有许多外在的偶然条件,使得同样的因果机制造成不同的结果,比如激烈竞争的自由市场,可能会使厂商运作的更有效率且乐于不断进行创新,但也可能导致厂商倒闭。另外,不同的因果机制可能产生相同的结果。所以批判实在论认为,在开放系统中,科学家的目的不是建立一个一般化的法则,而是要了解研究客体的结构、因果机制,以及这些因果机制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被启动或被改变,进而造成事件的当前状态。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大致对实证主义与批判实在进行较全面的对比。
  四、结 语
  在经济学研究中,实证主义对经济学的渗透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根据批判实在的分析,实证主义研究取向对经济学研究造成的不良影响是十分巨大的。比如,形式主义演绎模型的构建,使得经济学研究远离了现实经济问题;为了构筑实证模型,人为地建立的封闭系统,把找到事件之间的恒常联结作为研究的重点,从而忽视了大量潜在地发挥作用的机制和力量,使得对经济问题的研究流于肤浅等等。通过对批判实在和实证主义的比较分析,我们认为,经济学研究,应当充分吸收科学哲学领域对实证主义提出的各种批判,全面反思实证主义对经济学研究造成的积极和消极影响,进一步推动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创新:
  第一,坚持对研究对象的本质进行考察,并找到与研究对象的本质相契合的分析方法。这可以通过一个例子来理解,用一个大棒可以很好地打掉坐垫上的灰尘,但是却不能用它来清除玻璃上的灰尘。实证主义在推动经济学的发展和进步上,发挥过巨大的作用,但是把它推广到所有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倾向,则会产生很大的弊端。因此,应提倡不同方法之间的沟通和跨学科的研究,而不是顽固地坚持实证主义的演绎—法则式模型构筑方法。比如在分析个体和社会结构的关系时,不能只把原子般的代表性个体作为分析的出发点,而应当在个体和结构的辩证关系中考察经济关系的形成、发展和变化。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为例,实证主义者指责阶级分析缺乏微观基础,因为它缺乏对个人动机、信念和行动的分析,而只是把个体的行动诉诸阶级利益。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阶级分析方法的误读,这种误读忽视了马克思对阶级形成的历史过程的分析,在马克思那里,个体明显受到历史地形成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影响,但是个体仍然具有改变(更多的是通过革命推翻)资本主义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当然是个体行动能力和集体力量汇聚的综合结果。
  第二,应当关注对造成某种现象的各种机制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分析,关注事物发展变化的趋势,而不是像实证主义那样,只关注事件之间的规则联系,并把这种规则联系视为是规律般的东西。比如,以计量经济学为例,尽管计量经济学研究文献数目巨大,但是计量经济学家通常对他们的研究成果的政策含义保持沉默。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在经济学领域内不可能观测到明显不变的实证规则。计量经济学尽管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还没有导致人们像自然科学一样在经济学里找到精确而普遍的规律。在本质上,计量经济学事实上还受困于这样的事实:新的发现往往导致人们曾经承认的变量之间的规则性联系不复存在。
  第三,要把规律作为一种趋势,通过对各种机制的综合分析,判断事物的发展变化。比如在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趋势分析中,应综合考察导致利润下降的因素或机制与起反作用的趋势或机制间的辩证关系,而不是因为发现利润率在某个阶段上升,就否定利润率下降趋势的理论。同样,也不能像置盐定理那样,认为作为个体的资本家的利润最大化选择,必然决定了利润率不可能下降,因为个体理性可能造成集体非理性的结果;同样,仅抓住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因素,不考虑地理———历史因素造成的影响,主张利润率一直呈现下降的趋势也不可取,这正是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招致批判的根本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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